从史学看传统——国史《史学与传统》序言

　　首先必须指出，我强调史学的观点乃是区别于哲学的观点和一般社会科学的观点而言的。从哲学的特别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讨论文化传统一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十分流行的风气；这种风气到今天仍然没有衰歇。其中最有系统、最具影响并且出版得相当早的一部著作当推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哲学观点的长处在于能通过少数中心观念以把握文化传统的特性。因此在这种观点之下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也比较使读者易于循持。例如梁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要求”，印度文化则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无论接受与否，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说法都是梁先生从深思熟虑中得来的。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所以曾在学术文化界激起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则显然要归功于其中论断之简易与直截。哲学观点的弊病正隐伏在这里、尽管哲学家或思想家在立说之际曾经努力寻找种种根据，但在理论既成之后，一般读者却往往只记得几句简易直截的抽象话头，而不再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而具体的事实了。这就不免将流入朱熹所指责的“虚设议论”的一途，即用“思无邪”三个字来概括全部《诗经》，更不理会三百篇究竟说了些什么。此其一。从哲学的观点说，论断某一文化传统（如中国）最重要的是所持的中心观念。唐君毅先生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的自序中甚至强调“中心观念”若有毫厘之差则不免全盘皆误。唐先生的说法当然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这不但可以作证于唐先生自己的著作，而且也可以说明前面所提到的梁漱溟先生的文化理论。梁先生所持的中心观念便是“意欲”所表现的方向以及“理智”与“直觉”之间的运作关系。但是这里立刻发生了一个无法避免的困难，即每一位哲学家或思想家所持以衡论文化传统的一组中心观念都是个别的、特殊的。我们究意何所取舍呢？取舍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依照目前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划分标准说，梁先生和唐先生都应该属于广义的所谓“新儒家”一派，但是他们两位之间的差异已极为显著。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哲学观点本身所蕴藏的内在限制。此其二。

　　其次，让我们简略地检讨一下社会科学的观点。与哲学家之基本上凭直觉与先验观念以总摄文化精神不同，社会科学家在方法论方面是经验的（empirical），在范围方面则包罗万象，不偏于思想的层次。例如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关于文化成长形态的名著（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1944年出版）和社会学家索罗铿（P．A．Sorokin）综论社会文化动力的巨制（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共4册，1937～1941年出版）都是专门以历史传统为对象的。这在社会科学界厚今薄古的一般风气下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成就。如果以论据之坚实与分析之客观而言，这一类的著作确与史学的性质相近。但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任务毕竟是在于寻求一般性的通则，而不在阐释个别文化传统的特性。因此上述克罗伯与索罗铿两家都企图在世界上不同文化传统之间找出若干共同的类型和发展规律。（从这个角度说，汤因比的《历史之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应当划入社会学的范围。）这一类的作品诚然大有助于我们对文化传统的一般性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某一特定的传统（如中国），那么我们却不能仅以“类型”和“规律”为满足。从史学的观点说，过分强调“形态”、“规律”，最后必然流入只有形式而无内容，只有抽象而无具体，只有一般而无特殊的情况，用中国固有的名词说，也就是有“理”而无“事”。这在史学上即成绝大的荒谬。